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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国明:马云+刘强东,距离共产主义,还差一个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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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7 19:2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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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计划经济系列之四、五】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不能光放在马云的计划经济概念上,我们还需要关注刘强东的共产主义概念上。后者和前者相比,涉及到了新技术对于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在突破的同时,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也在突飞猛进,这些技术都是信息革命的重要内容,构成信息社会的技术特征。如果说,马云从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那么刘强东从机器人、人工智能的突破中,看到了共产主义性质的劳动关系和分配关系实现的可能性。而共产主义的劳动关系和分配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条件下才能实现。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不只是计划经济技术条件的成熟,而且也会给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着技术和物质基础。
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从私有制为主体,到公有制为主体,再到完全的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可能会经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几个阶段。
计划经济的建立,不仅仅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链条的重构,本身也有生产关系的重构意义,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信息技术革命,代表着生产力的又一次革命,生产力的革命需要生产关系的革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新计划经济的建立过程,也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建过程。
刘强东谈共产主义,就不能不涉及生产关系的问题。共产主义有哪些特点?很多人一提到共产主义,首先会联想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八个字来自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状态是这样的:
“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刘强东说: “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刘强东的这番话,用马克思的话语解读,要点是:未来社会财富真的可以极大丰富;人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意味着劳动不再是异化劳动;所有人可以参与财富分配,没有阶级之分。如果再加上马云那句话“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这两个人的话,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在表面上很接近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状态了?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并不认为马云和刘强东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未必认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所有制的构想,因为这涉及到利益问题。要达到他们说的状态,生产关系问题,又是绕不过去的。如果没有社会所有制提供制度保证,那么马云和刘强东的设想,也只是在表面上接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而刘强东提到的“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生产关系这个要害问题了,分配方式就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之一。
在生产关系方面,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这里谈的生产条件,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
如果是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无法达到“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想绕过所有制问题,达到“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也是不可能的。
从技术和生产力角度,人类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人类如何能够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能够把财富分配给所有的人,达到“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这种关系的重构,不会自动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自动到来,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新的生产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也会激化,激化的结果是什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有一段经典论述: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人类能够阻挡这场变革吗?恐怕不能。虽然马克思主义遭到千百次的歪曲和否定,那又如何?该存在的矛盾还是会存在,该发生的冲突还是会发生。历史终结论,并不能真的把历史终结在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进步可以经历很多曲折和反复,但是大的方向却不会掉头向后。马云和刘强东,作为互联网的大资本的代表,他们谈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不过是因为冲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最前面,反而比别人更早的感觉到了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他们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世界的大势。
时也势也,唯有趋势不可抗拒,聪明的企业家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能够更早的发现趋势,能够更快的因时因势。趋势的背后是社会发展规律。这个社会规律,首先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作为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从利益的角度,谁愿意让这些概念复活?但客观规律就是谁不愿意就会消失的吗?共产主义引起了资本的恐惧,但是现在一些互联网资本家们,又把共产主义这个被资本到处驱逐的“幽灵”,在观念层面给激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么吊诡。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你再压制也没用,历史真的是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啊。
当信息技术革命,生产力发展到你不尊重规律,就要被历史淘汰的时候,就要被趋势淘汰的时候,怎么办?以前的生产力还没发展到人类必须承认共产主义可行性的时候,可以无视马克思的发现的规律,无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但是当生产力发展到这一步了,再想否定马克思,回避马克思,就等于自己放弃创新中的领先优势。
这并不是哪几个人唱高调,想唱高调也没必要选择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这些概念,这些概念迄今为止都是被妖魔化的很厉害。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早就要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放在一起。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马云和刘强东,这些互联网巨头能够预先感觉到这种趋势,开始频频的提这些已经被很多普通人认为已经僵死的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概念?为什么不是房地产巨头?
我认为,这是跟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模式有关。
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使得互联网呈现出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等特征,这就是“互联网精神”。互联网精神,来自互联网的最初设计:对等、开放、容错、共享、去中心、自组织。
互联网精神里面,就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萌芽。
互联网的开放性,源于互联网的技术,但并没有达到他应有的程度,因为受到资本垄断和国家权力的限制,受到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的干扰。互联网客观上要求打破一切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制,这些恰恰是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的场景。共产主义就是开放的,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突破民族、文化的禁锢,突破私有观念的制约。
互联网的平等性,也源于技术层面的特征,决定了网络在本质上是一个平等的世界,互联网上的社交交流,和现实社会相比,更小的受到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的影响,虽然这种平等还不完全,这不是互联网的问题,而是互联网还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致。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客观上要求“网络面前人人平等”,有两句名言“在网络里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你也不知道在网络对面座是不是一只猪”,就是互联网平等精神的写照,互联网要求人们以平等的精神融入互联网的世界。
互联网的协作和共享精神,催生了共享经济。
互联网电商,通向计划经济。而共享经济,通向共产主义。
共享经济和共产主义之间,有没有联系的桥梁?《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信息革命引领的共享经济通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届时人类能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生产、分享一切生活物质、精神资料。正如共产主义所描绘,那将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
互联网的共享精神是互联网发展的原动力。很多人互联网人士,谈共享经济,从共享经济谈到共产主义。
目前的互联网共享精神受到现实的私有产权的限制,受到现实的资本垄断的束缚,所以这种共享精神并没有得到尽情的发挥。现在的互联网共享经济,也是资本在推动,最后是垄断资本成为共享经济的赢家。
互联网初始设计时的去中心化,因为垄断资本的存在,也在强化着“强中心化”的趋势。比如中国,“BAT”的三大互联网公司,从他们的市场份额和对互联网入口的控制能力,已经形成垄断地位。对于独立的互联网创业者来说,创新成果被巨头收购或创业公司被巨头入股,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连乐视贾跃亭都说“BAT垄断了整个互联网创业的资源,使得大家没法混了”。
互联网在本质上,特别能够和共产主义和谐共生。互联网精神,只有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互联网的发展,与资本的投资和推动离不开。但是未来互联网精神实现的最大障碍,也最大可能是来自资本的垄断。因为垄断资本,最关注的如何强化垄断地位取得最大竞争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而互联网精神,要求的是一个没有国家边界限制,没有资本强权为一己之私干预其自然生长的现实环境。这个环境,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有。
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通向共产主义,但不等于就能直接到达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互联网精神,受到现有生产关系的限制而不能按其本性得到自由发挥。
目前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的共享经济,也只是在现有的生产关系边界内,进行着从观念到模式的创新。现在的分享经济还是在现有的产权结构内,通过使用权的共享来实现资源的更充分利益和更优配置。而使用权的共享,最终会达到私有产权的边界,而制约其进一步的扩张。所以,目前的共享经济,还是一种低层次的共享,高层次的共享只有在突破产权限制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这个条件,只能是社会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制,才能达到最优。
现在的共享经济,还是资本在主导,出发点是为了资本的竞争优势地位和利润最大化,这一点从滴滴打车确立市场垄断地位之后的表现就不难判断。资本主导的共享经济,一旦获取了垄断地位,就会压制其他竞争者。而且,互联网经济,因为特别依赖于资本和技术的结合,特别依赖技术创新又特别烧钱,这个特点会导致每个互联网经济细分市场,会更快速度和更大惯性的形成寡头竞争或独家竞争,一个细分市场,一般最多有两个行业领导者,不能成为行业领导者的竞争者,想做跟随者都很难,赢家通吃,特别明显。而且,几大互联网巨头的触角伸向更多互联网领域,并且,通过互联网经济模式延伸到更多的经济领域,从实体经济到服务行业,金融都深度耕耘。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未来,谁是经济的,因而也是社会的“王者”?互联网巨头会超越金融巨头,成为经济的核心。互联网实现了空前的垄断程度。私人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互联网巨头就从互联网经济的推动者,变成互联网的桎梏。这个时候,互联网就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垄断从资本手里转移到全社会手里,把资本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这样,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建起来了。
有人说互联网催生的共享经济通向共产主义,有人说互联网+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如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共产主义的。马云从大数据中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刘强东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互联网的自带的内设技术特征和内在精神,跟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只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已经对互联网+的发展形成越来越大的束缚,阻碍了互联网的共产主义本质的更多展现,这当然也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形成桎梏的表现。
何谓共享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是共享精神的最好体现,但这个精神,在私有产权边界内,可以实现的程度是极为有限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发扬是需要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条件的。私有制的需要的价值,是人人自利才能达到社会最优的假设。目前的共享精神,还笼罩在“资本为私”的锁链之中,还无法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境界。
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共享精神是可以升华为共产主义精神的。虽然共享经济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经济,但是共享经济却在培养着共产主义精神。
互联网不能自动催生共产主义,但是互联网可以催生共享经济。共享经济不是共产主义经济,但是共享经济里面,却创造着通向共产主义的某些条件。
互联网电商不等于新计划经济,但是给新计划经济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共享经济不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共享经济模式,却为人们理解共产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某些低级形式的具体参照。
现在的共享经济,因为私有产权制度的限制,还不能把 “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共享融为一体。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共享,在所有权共同共有的条件下,使用权的共享,才可以实现最优状态,达到最佳境界。
人们可以从互联网的生活体验中,可以从共享经济的商业体验中,看到共产主义投射过来的光芒。
没有互联网,很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抽象设想很难被具象的理解。
比如,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就很难理解。当然,马克思的自由,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概念,其中就包括劳动的自由,也就是不再被异化的劳动。劳动不再是固定的,强制性的分工,而是可以自由的参加“联合体”。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情景: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但是,当互联网催生了共享经济之后,当人们发现互联网的出现,不光是可以实现部分使用权的共享,还可以实现部分技能和知识的共享,可以让部分人的工作不再必须的限定在组织边界内,甚至也不再必须的限定在地域边界内,互联网平台的共享效应可以打破地域限制的同时,也正在打破工作的固定组织界限,让很多曾经必须固定在结构或组织的职业员工变成职业“自由人”,让一部分人可以不再被动的接受工作安排,而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进行“自由”的选择。
当然,因为现有生产关系的限制,这种“自由人”的自由程度还是极为有限的,现在的自由职业者的“自由”程度极为有限,跟共产主义的“自由人”有着质的区别。但是这些参与共享经济中的自由选择职业模式,却可以为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劳动组织形式提供启发。
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人们也很不容易理解,如何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传统的经济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鸿沟是明显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量使用,重复性体力劳动,都可以交给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完成,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逐渐消失了。刘强东的设想是“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机器可以替代人的领域越来越多,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可以替代人的一些智力工作,部分脑力工作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完成。这种情况下,是让机器排挤越来越多的人,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满足资本的更高利润的同时,让劳动者大量失业,还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呢?前者是资本主义,后者是共产主义。前者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后者随着技术的飞跃,社会越来越和谐。
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互联网的生活体验中,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可能性和合理性,共产主义的观念从被妖魔化的状态变成深入人心,当既得利益集团对贫富悬殊已经失去了辩护能力,当更多的人认识到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是导致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就会出现强大的推动力,根据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法则,推动社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变革。
以前人们因为技术,因为生产力水平,不相信共产主义有在人间实现的可能性。现在,从技术的角度,共产主义不再是遥不可及。妨碍人类享受共产主义生活的障碍,未来不再是技术,而在于现实生产关系和人的观念的束缚。曾经,阻碍共产主义运动的是人们对共产主义可行性的质疑,现在看,这种可行性,从技术和生产力的方面看,未来将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私有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对人类想象力的束缚。
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和经济创新,但并不能够单独完成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跃迁。因为阻碍人类按照生产力的要求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因为认识不到位而站在守旧的一方,而是,至少主要是因为要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刘东强或者能够接受“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但有多少其他的资本家能够接受呢?要完成社会的历史性跃迁,还必须有政权的推动才行。因为这涉及到财富在社会范围内的重新分配,这其中对抗性矛盾是少不了的。解决对抗性矛盾,不是技术革命所能单独完成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会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就可以自动实现。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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